凭借独特的能源结构、稳定的宏观政策和坚挺的人民币汇率，中国正在成为外资眼中“动荡时代的避风港”。
数据显示，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，QFII持股市值较去年末大幅增长。据媒体报道，中东资本豪掷218亿重仓A股，押注中国高端制造。事实上，2025年以来，外资持续加仓A股、债券等人民币资产，北向资金、QFII资金流入态势明显。
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章俊在接受界面新闻专访时表示，外资加仓中国的举动并非短期交易行为，而是对中国资产“双重重估”后的中长期战略布局。
他解释称，过去外资在评估中国资产时存在“增长折价”与“风险折价”——市场过度担忧地产下行、内需偏弱带来的增长压力，同时因地缘不确定性给予估值压制。现阶段，国内政策持续托底、经济韧性显现、新质生产力加速接棒传统增长动能，叠加全球风险环境变化，中国资产正在实现“增长重估”+“安全重估”。
“当前外资配置中国的底层逻辑已发生根本性转变。”章俊说，过去外资买中国资产，本质上买的是经济扩张速度和市场规模。如今吸引力来自三重新逻辑：一是增长方式切换，经济由地产基建驱动转向科技、高端制造、新质生产力驱动，新经济成为核心增长锚；二是资产获得安全溢价，完整产业链、超大规模市场、稳定政策体系，让中国资产在动荡全球环境中具备稀缺稳定性；三是制度型开放持续深化，QFII机制优化、投资范围拓宽、营商透明度提升，外资从“估值博弈”转向“制度认可、长期配置”。
与此同时，章俊指出，全球资产配置范式正在重构。美元、美债仍具备极强流动性优势，但美国财政扩张、金融制裁常态化，使其信用安全与政治安全弱化。全球长线资金不再只追逐高流动性资产，开始兼顾流动性、信用、政治三重安全，多元化配置、分散风险成为趋势，为资金持续流入中国资产创造外部条件。
至于外资加仓中国的空间有多大？章俊表示，外资对中国权益资产仍处在低配状态。“真正的空间不是某一个阶段的资金流入规模，而是中国资产在全球组合中的权重中枢能否上移。如果增长方式的转换被持续验证，安全溢价也被全球资金认可，中国资产的配置比例有进一步提升空间。”他说。
章俊还表示，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的核心价值，不止是补充资金，而是改善定价、优化治理、完善风险分担。对外开放过程中，需统筹发展与安全。
以下是本次采访实录，经界面新闻编辑整理、受访嘉宾确认
界面新闻：您如何看待当前外资加仓中国的整体态势？这是短期市场波动下的战术配置，还是长期趋势性的战略布局？
章俊：我认为这一轮外资加仓可以用“中国资产双重重估”的框架来理解。过去几年，外资对中国资产的低配，背后有两层折价：第一层是增长折价。房地产调整、地方财政压力、价格低迷和需求偏弱，使市场习惯于用旧增长模式的退坡来外推中国经济前景，进而对中国资产的长期增长能力给予了较低估值。第二层是风险折价。中美博弈、供应链重构、科技限制和地缘摩擦，使海外资金在看中国资产时，更多把它放在不确定性框架下定价。
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。2024年9月以来的政策组合拳，先改善了市场对流动性、地产和资本市场环境的预期。进入2025年后，科技突围和经济韧性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中国增长方式切换的认识。地缘政治风险反复出现后，市场又开始意识到，中国资产不仅有增长重估逻辑，还有稳定供给、政策连续性和产业韧性带来的安全逻辑。
所以，当前外资加仓不能简单理解为短期反弹的交易性回补。这里面既有短期仓位修复，也有中长期资金对中国资产定价逻辑的重新审视。外资过去更多用新兴市场资产的视角看待中国，投资中国的增长弹性，现在在重估中国增长方式的基础上进一步给予安全溢价，这是更重要的变化。
界面新闻：从全球宏观环境来看，什么因素驱动了这一轮资本流向中国市场？
章俊：全球宏观环境正在改变资产配置的范式。过去几年，美国资产表现很强，尤其是科技股和美元资产吸收了大量全球资金。美元和美债目前仍然是全球流动性最强的资产，但在美国财政赤字持续扩张、金融制裁使用频率上升、储备资产政治属性增强的背景下，安全资产不能只用流动性衡量。未来投资者需要区分三类安全：流动性安全、信用安全和政治安全。危机时能否快速交易和变现，决定的是流动性安全；债务偿付能力和财政可持续性，决定的是信用安全；资产是否可能受到冻结、制裁、支付限制或制度性约束，决定的是政治安全。
同时，中国资产在“双重重估”下，对全球资产的吸引力大幅上升。一方面，中国经济增长的锚正在切换。市场过去过度关注房地产退坡，却低估了新经济部门接棒的速度。“三新”（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商业模式）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持续抬升，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已连续多年高于房地产，说明中国经济的边际增长来源正在变化。另一方面，全球政治经济秩序处于重构期，过去市场更愿意为高增长、高弹性买单；现在，稳定增长、稳定供给和政策定力也开始变得稀缺。中国恰恰在这几个方面展现出相对优势。无论是完整产业体系、超大规模市场，还是新能源、高端制造能力，都使中国资产在全球组合中的功能发生变化，中国资产可能成为连接产业链安全、能源转型和非美元多元化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界面新闻：对比全球其他主要资本市场，当前中国资本市场对外资的核心吸引力体现在哪些方面？和此前外资配置中国资产的逻辑相比，发生了哪些根本性变化？
章俊：过去外资配置中国资产，最核心的逻辑是高增长。中国有城镇化、地产周期、消费扩张和互联网平台红利，所以外资买中国，本质上买的是经济扩张速度和市场规模。现在的核心逻辑已经扩展，中国资产的吸引力来自三方面：
第一，增长方式正在切换。中国经济正在从土地财政和地产基建驱动，转向科技创新、先进制造和新质生产力驱动。这个过程不会一蹴而就，但资本市场已经开始给新增长方式重新定价。宁德时代市值超过茅台之所以有象征意义，就在于它反映了资本市场对中国未来增长锚的理解变化：过去二十年最有代表性的资产是城镇化和消费升级，未来更重要的资产可能来自新能源、高端制造、数字经济和科技产业链。
第二，中国资产开始获得安全溢价。过去中国资产承受地缘风险折价，现在市场开始看到中国在外部冲击下的稳定性。完整产业体系、资源保障能力、粮食能源安全、政策协调能力和金融风险处置能力，都会影响资产定价。在一个地缘风险更频繁的世界里，具有更高稳定性和安全属性的经济体会得到更高关注。
第三，制度开放环境在改善。2025年10月，证监会推出《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优化工作方案》，内容包括优化准入管理、提高投资运作效率、扩大投资范围等。到了2026年，官方对吸引和便利境外资本参与中国市场的表述进一步细化，重点体现在持续优化外资环境、扩大服务业开放、强化外资企业国民待遇、推进更高水平制度型开放，以及围绕QFII准入、开户、投资范围和风险管理工具持续提升制度便利性。这个变化说明，中国对外资的吸引，不再只是靠估值便宜，而是越来越依靠规则可预期、制度更透明、投资更便利的综合环境。
界面新闻：展望未来1-3年，您认为外资加仓中国资本市场的趋势能否延续？外资“加仓”中国股市的空间有多大？
章俊：我认为这个趋势有望延续，但中国资产定价中枢的趋势性上移也不会是一条直线，而更可能是台阶式、波浪式展开，核心依据有三点。
第一，安全之所以会成为新的定价锚，是因为外部世界已经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新阶段。正因如此，市场对“安全”的重视也不会是阶段性的情绪反应，而更像是一种中长期偏好的重塑。
第二，中国经济的韧性在增强，这决定了安全溢价有现实能力作为支撑。今年一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5.0%，高于市场预期，政策层面也没有因为外部扰动而影响自身节奏；能源、产业和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也在增强。市场承认中国是一个具有经济韧性和政策定力的经济体，这是趋势性定价中枢抬升最重要的基础。
第三，中国的安全重估并不是独立发生的，它叠加在增长方式重估之上。也就是说，安全溢价并不是单靠避险情绪抬起来的，而是建立在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变化、产业体系升级和国家能力提升之上的。只有中国经济真正完成从土地财政驱动向新质生产力驱动的切换，不断提升科技创新能力、产业升级能力、资源保障能力和金融稳定能力，安全重估才具备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持续性。
空间上看，外资对中国权益资产仍处在低配状态。真正的空间不是某一个阶段的资金流入规模，而是中国资产在全球组合中的权重中枢能否上移。如果增长方式的转换被持续验证，安全溢价也被全球资金认可，中国资产的配置比例有进一步提升空间。但需要强调的是，资金长期留下来还需要盈利修复、制度开放、汇率稳定和风险对冲工具共同配合，需要看到持续现金流和制度可预期。
界面新闻：通过“十五五”规划对“优化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”、“扩大可投资品种范围”的部署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导向也在发生变化。那么，当前中国全面重塑吸引外资的底层逻辑是什么？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改变的发生？
章俊：中国吸引外资的逻辑已经从“吸引资金”走向“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”。过去，中国吸引外资主要依靠市场规模、低成本要素、出口制造平台和较高增长速度。现在，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已经发生很大变化，需要的是长期资本、专业资本、耐心资本和全球定价能力。资本市场开放的重点，也从“让资金进来”转向“让长期资金愿意留下来”。
制度型开放和中国资产重估也存在很强的内在联系。安全重估如果只停留在国内叙事，很难变成国际投资者认可的估值。对于外资来说，一个资产是否安全，不只取决于背后的经济体是否稳定，还取决于交易规则是否清楚、资金能否进出、风险能否对冲、政策预期是否连续。安全能力需要通过制度型开放，转化为可进入、可持有、可退出、可验证的投资环境。反过来，开放也需要安全底盘。金融体系韧性不足、政策预期摇摆，都会使开放带来的波动被放大。中国现在推进的高水平开放，更强调规则透明、工具完整、风险可控和长期资金生态建设。这个方向和“统筹发展和安全”的大逻辑是一致的。
界面新闻：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，如何助力实体经济发展、推动产业升级，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？外资在赋能科技创新、产业融资方面发挥了怎样的作用？
章俊：资本市场开放对实体经济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义，不只是增加资金供给，更重要的是改善定价、改善治理、改善风险分担。新质生产力相关行业有一定共同特点：研发周期长，前期投入大，技术路线不确定，盈利兑现需要时间。传统信贷体系更适合支持抵押品充足、现金流稳定的行业；而科技创新、高端制造、先进材料、AI应用和创新药等，则更需要股权资本、长期资本和专业定价。
外资可以在三个层面发挥作用。一是，提升定价效率。国际资金在新能源、半导体、创新药、AI基础设施等领域有长期研究积累，能够帮助市场更细致地识别出真正有技术壁垒和全球竞争力的企业；二是，改善投资者结构。外资中的养老金、主权基金、保险资金和长期资产管理机构，更关注公司治理、分红回购、透明度和长期回报。这对中国资本市场从交易型市场向配置型市场转变有积极意义；第三，帮助中国企业连接全球市场。中国先进制造企业正在走向全球，它们面对的不只是国内资本市场，也包括海外客户、海外供应链和海外融资环境。资本市场高水平开放，有助于这些企业提升国际能见度，降低融资成本，改善治理标准。
界面新闻：在扩大开放的同时，如何平衡 “引进来” 和 “防风险” 的关系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？
章俊：首先要更重视资金性质。长期配置型资金、养老金、主权基金、保险资金和专业资管机构，是中国资本市场更需要的外资。高杠杆、短周期、顺周期很强的资金，可以提升交易活跃度，但也容易放大市场波动。开放过程中，需要提高对跨境资金结构的识别能力。
其次是完善风险对冲工具。外资愿意长期持有人民币资产，需要利率、汇率、权益和信用风险管理工具。QFII投资范围扩大、衍生品工具逐步开放，方向是正确的，工具越完整，外资在波动时越不需要简单卖出资产来管理风险。
三是要提高金融基础设施安全。支付、清算、托管、交易和跨境结算体系等，是资本市场开放的底层支撑。开放越深入，基础设施的韧性越重要。
四是要增强政策透明度和市场约束。外资看重规则稳定、产权保护、信息披露、监管一致性和退出机制。防风险不能依赖临时性的政策反应，更需要透明、连续、可预期的制度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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